[电影回放]
一场警匪之间的街头枪战。
两名在街头执勤的香港巡警突然遭遇匪徒，当歹徒的枪口指着他们脑袋的时候，其中一位跪地举手求饶而保全了性命，另一位准备拔枪还击则被杀害，歹徒得以逃脱。这时，正在街头采访交通意外事件的电视记者捕捉到这一场景，几个小时之后，这样的画面就通过电视屏幕传遍香港千家万户，全港市民为之哗然。
大家似乎并不太注意以身殉职的警察，大概认为他的做法是理所应当，而把目光都投向了举手投降的警察。公众一般对常规报道熟视无睹，他们把注意力投射到突发的异常电视画面之上，而且会把异常无限放大为一种普遍性。因此，媒体为吸引公众视线也会对非常规事件青睐有加。一桩普通的警匪对峙事件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事件”。市民乃至立法会议员强烈质疑警方保护市民的能力，“香港到底还安全吗？”他们通过媒体要求香港警务处长、保安局长、立法会回应这样的问题。 [点评]
政府对于这样有损公众形象的突发危机事件如何应对，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严肃面对、慎重考虑的问题。
现代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传媒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众对现实的判断力。比如近期华南虎事件，因为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大量参与，几乎改变了事件的进程，并将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产生持久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对政府的形象塑造是双面的，为避免其负面影响，任何政府机构都要十分重视对传媒的引导，从而使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事件的顺利解决和重塑政府正面形象的方向发展。
下面我们跟随杜琪峰导演的摄像机镜头，来看看这部电影中的香港警方
是如何处理这种事件的。 [电影回放]
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香港警务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应对突发状况。 宣传科在电视台常规的《警讯》栏目之中安排了半小时的特别节目，通报案件情况，号召市民提供罪犯藏匿线索，与警方合力缉凶。 刑事调查科高级督察方洁霞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她认为，当下重塑警方形象最重要。这是一个传媒时代，警方输在媒体手上，就要在媒体上赢回来。她提出将警察追捕罪犯的过程做成一个现场秀，回击媒体的负面报道，争夺公众的眼球。为了挽回警队损失的声誉，通过媒体告诉市民，香港警察有能力将匪徒绳之以法，现场画面会“第一时间”向全港市民传递，要市民对警队恢复信心。在现场的每个指挥官身上都装有微型摄像机，流动指挥车一进入抓捕现场就已经开始录像。于是在电视媒体上，一场警察与匪徒之间的猫鼠游戏开始了。
电影摄像机镜头转到了一座普通的居民楼前，据警方线报，罪犯就藏身在这里。重案组警员在队长张志恒率领下，已经先期赶到这里，随后大批香港警察全副武装在摄像机前把大楼团团围住。与此同时，三家电视台、三家电台、十八家报纸杂志、五家外国通讯社，一共80名记者也赶到现场，全港市民在电视机前观看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
表演开始进展的很顺利，电视滚动播出现场的情况，大楼里的居民有序疏散，英勇的警察把匪徒逼进了其中的一个单元，眼看凶犯就将被缉拿归案。
事件的发展似乎一切都按警方的计划展开，如果不是有互联网。 躲在大楼里一住户家中的劫匪头目阿元，用手机拍下了警察被匪徒击退的场面，并通过电脑传到网上，这些图像与警方所报道警察英雄形象大相径庭。很快就有人站出来说警察是在撒谎，警方又面临信任危机，正如一位警方官员慨叹，“资讯发达，有好有坏啊！”匪徒也懂得心理战，他们还把与所劫持的人质一家三口一起吃饭、和睦相处的录像发到网上，以改变公众心目中匪徒无恶不作的形象，衬托出自身善良的一面。这些内容在媒体上报道出来以后，警方要做的就是尽快抓住歹徒，并在
媒体上对其予以还击。在警方建议下，媒体还采访了受伤的警员以及殉职警员的家属，在镜头前，他们都表现得大义凛然，牺牲警员的妻子表示很为自己的丈夫感到光荣，就连先前举手投降的巡警在采访时，也因为妻儿在旁洒泪作陪，博得了公众的同情和原谅，觉得警察也是人，也得养家活口，他死了，家人就会陷入困境。
方洁霞对此评价是，“会利用媒体，他就是英雄”。当然，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新闻报道都是经过警方精心筛选和剪辑的，目的是安抚民心，使公众舆论朝着有利于警方的方向发展。随后，在宣传机构安排下，警方公共关系科督察周慧儿找到几个“说得来的”市民接受媒体采访，从受众的角度宣传警方的正面形象，以提高报道的可信度，展现警民之间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
这一类警匪片，最终大都会以警方抓获罪犯而结束。 [点评]
一个普通的案件，因为媒体的参与，成为一个引发香港警方信任危机的公共事件。由媒体肇始，也由媒体来结束。
影片的结尾，在案件结束一小时后，警方迅速联系各大媒体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警务处长更点名赞扬行动中的两位警员，张志恒与方洁霞成为警察的典范、市民的英雄。香港行政长官亦就此事件发表讲话，表示对香港警队深感骄傲，保证香港绝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杜琪峰在片中还不忘安排这样一个细节，公共关系科督察周慧儿对方洁霞说，要教张志恒如何在媒体面前发言而不要乱说话，因为张志恒是一个执著勇敢的探员，但是并不像方洁霞那样是一个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高手。至此，危机事件完美地得到解决，但是香港也不会因此就成为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新闻发布会之后，香港又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的劫案，匪徒被当场击毙。 [延伸]
成功的“媒体秀”
通过《大事件》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警方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警务处有一套完整的应急机制，处理危机事件相当迅速，各部门紧密配合，发布信息非常及时，有专门的部门与媒体记者打交道，懂得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作秀。
这里“秀”并非是一个贬义词，如果能抓住受众心理，“秀”得恰到好处，可以在激发公众的正义冲动中实现政府危机传播的基调统一。上面说到的香港警方的诸多“媒体秀”，内地观众也并不陌生，可见政府通过媒体引导公众的做法有其普遍性，关键在于如何引导。
电影《大事件》中，当市民看到电视节目中反复出现的警察面对匪徒举手投降的画面时，舆论一片哗然，香港警方的保卫市民安全的能力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时，警方务必在设置舆论焦点中重新塑造自身危机管理的良好形象，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挑选了几个象征性的传播符号通过媒体灌输给公众，全副武装的警察、顺利疏散的市民、受伤的警员、殉职警员的家属以及张志恒和方洁霞等英勇追捕逃犯的警察楷模，从而树立起警方良好的公众形象。这一举措稳定了民心，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危机表面看上去是由劫匪引发的，而实际上是媒体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心安定了，危机也就解决了大半。
今日中国传统媒体和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日益发达，必然会影响甚至改变公众的表达和思考方式。这样，政府在应对随时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时也要更加讲求策略。及时发布信息，增加事件处理的透明度，自觉接受舆论的监督，通过媒体与公众形成良好的互动，把公众和传媒都纳入到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去就显得十分必要。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既需要像张志恒这样尽职尽责、英勇无畏的人，也需要像方洁霞这样处事冷静、善于与媒体和公众打交道的人。
《大事件》导演杜琪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道：“今天的社会里，政府与传媒的关系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大事件》的构思就来自这样一个大趋势。”
《大事件》之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
——分析把关人理论
媒体“show”
《大事件》是从媒体拍到警察举手投降的照片，引发了市民的警察办事能力的怀疑。在这里，影片就肯定了媒体对民众的控制能力。后来，警方也通过媒体来演戏，这就让命中怀疑了媒体的真实性和透明度。所谓的传媒报道其实就是一部分人操控的戏。在当地社会，媒体的作用无孔不入，他们的诱导和塑造能力是前所未有的，绝不能被低估。可以这么极端的说，从来没有什么战争，有的只是媒体对战争歪曲的报道甚至虚构的一种幻像。
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也就是拟态环境，由于这种加工和、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的，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将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这就容易让民众产生一种假象，认为在这种“客观”的环境里发生的事件也是真实的。《大事件》影片中的警察本想利用媒体制造一个拟态环境，从而改变民众对警方的态度，然而没想到的是媒体也同时被匪徒利用了，双方角力，各自利用媒体给自己带来的利处，匪徒把警方精心打造的拟态环境破坏了，拟态环境没有了，民众也就从虚拟中走了出来，又开始对警察产生怀疑态度，这是警方没想到的，他们忽视了一点，拟态环境的加工和选择是不公开的，如果这一点被另一方所牵制，那么这个拟态环境是形成不了的，警方对信息的加工和选择，被匪徒利用了，警方精心设置的虚拟环境被破坏了，民众也开始觉醒。
然而不得不说到的还有影片中重要的一个人物，陈慧琳饰演的方洁霞，她不仅仅是这个虚拟环境的制造者，也是对整个信息加工、筛选的的把关人。她站在警方的立场上决定了哪些新闻可以报道，哪些必须剪掉，她就是把关人。传播者不可避免的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与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的传播就是把关。这种传播行为的人就是把关人。影片中的方洁霞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把来自各处的新闻汇集后，把对于警方不利的新闻报道剪掉，只对媒体公开一些有利于挽回警方颜面的新闻报道，这就把她作为一个把关人的位置毫无保留的暴露出来。当然，在当今的社会大环境中像方洁霞这样的把关人并不少在，事实上，在整个社会范围的信息大循环中，每个人都有意或无意的充当着把关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扮演把关人的角色。
从《大事件》影片中可以看出，传者是主动的，相对于处于主导地位，受者则是被动的、容易接受影响（尽管他们可以选择或抵制媒介），受者在传者所制造的拟态环境和把关人对信息的加工下被动的接受。概言之，由于大众传播的信息面广、量多，因而影响巨大。因此不难体会到，作为传者的大众媒介，责任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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